日前，循证医学博士、广东省委党校法学教授宋儒亮来到金沙讲坛，给成都市民带来一场题为《要法治社会 过有序生活》的演讲。宋儒亮说，人们要过有答案的生活，法治就是这种生活的答案。
 
　　法治是人类目前能找到的最好制度
 
　　宋儒亮说，法治是目前人类能找到的利最大、弊最小的制度，世界上所有繁荣发达的国家都选择了法治之路。就中国各级政府而言，以往干部的拿手好戏就是给公民讲情理，但现在群众也有很多情理讲给政府听，仅仅讲情理难以服众，这时候应该怎么回应？怎么给公民答案？
 
　　宋儒亮指出，答案就是法治以及由此确定的规则，建立以法为先、以理为中、以情为后的新社会形态。人人讲规则，生活越来越简单，人越来越真实。他引用何振梁发表在《南风窗》的一段话来说明，“严格意义上讲，公民是生活于法治社会的社会成员，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是公民的规则意识，即依照法律、规章、契约办事的意识。在公民意识教育中，应特别强调规则的教育，要让学生懂得，规则是硬的，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什么时候中国人都讲规则了，中国也就踏进了法治社会的门槛。”
 
　　看病难的根源在于医患缺乏法治观念
 
       宋儒亮认为，导致中国的一系列困局：看病难、官员贪腐等问题的根源皆在于中国人没有形成法治社会的规则理念，遇事不是讲规则，而是找熟人，托关系，送红包。
 
　　宋儒亮分析称，中国看病难的原因是医患双方均不讲规则。他以医患的沟通为例，对比了中日医疗的不同。宋儒亮说，在中国大陆看病，病人往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医生和患者沟通3到5分钟就开药，沟通时间非常短。而在日本，医患沟通时间约在40分钟到50分钟，以心绞痛的冠状动脉造影手术为例，日本医生会和患者在一个房间里进行沟通，告知其病情，并拿出心脏模型，向患者说明血管构造、心脏解剖学知识，并告知其病情可能对身体带来的影响，通过怎样的手术来治疗以及手术中存在的风险，之后让患者选择是否做手术。日本的医生认为，“在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做对一件事之前，任何一步看似无意义的铺垫，都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刻变得无比重要。”
 
　　在医学博士宋儒亮看来，中国的医患沟通远远谈不上充分，“比如医生给你开药了，一日三次，那这三次应该怎么服用呢？在医生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是按早中晚三餐的时间吃药，实际上，一日三次，指的是8小时服用一次。有多少医生说了？”
 
　　宋儒亮认为，医患矛盾看病难的根源在于医患没有法治观念。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侵权责任法》法律中规定了医生必须告知患者三大类十个项目，其中有名事项类6项：病情、医疗措施、实施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实验性临床医疗。注意事项类3项：及时解答其咨询；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开放事项类。
 
　　宋儒亮说，国外的医生既看病，也看患者的权益。大陆的医生只看病，不照顾患者应有的权益。医患在沟通的过程中，医生应向患者说明说全应该说的事项，而不应以病人多为借口，减少沟通时间，门诊病人多可以学习国外，看病排队预约。
 
　　人人都相信规则的力量 法治社会才能到来
 
　　宋儒亮认为，法治社会的建立需要每一个人相信法治的力量，相信规则的力量。
 
　　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的彭宇案，引发了人们要不要救助跌倒路人的大讨论。但是从公布的情况来看，彭宇和原告徐寿兰有身体接触，后者跌倒受伤进而上诉。从法律层面来看，彭宇应为此案的当事人，而非见义勇为者。
 
　　宋儒亮说，南京的法院对此案件选择了调解，而不是按照依法审理，这带来了不好的社会影响。宋儒亮认为，越是影响大的案件，公民越需要答案，就越应该选择公开审理，这样才能厘清事实真相，彰显法治的力量。
 
　　宋儒亮还谈到了一个地区法治观念是否强的表现：官员胆子越大，法治力量越薄弱，官员胆子越小，法治力量越强大。他举例说明，广州的官员到西部地区挂职，常常惊叹当地官员胆子大，“这样的事情你们都敢做？”西部地区的官员到广州挂职也常常惊叹官员胆小，“这样的事情你们都不敢做，当官还有什么意思呢？”
 
　　宋儒亮还从法律层面解读了贪官为何情妇多。他认为，官员贪污受贿，一个人并不能完成，需要找一个人来协助自己。考虑到事发的可能，选择亲人有风险，而选择一个有性关系的异性，风险可以降到最低，不会给近亲属带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