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问题机器。一部人类思想史，实际上就是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历史。思想史就是问题史。问题，是思想和理论变革的引擎。能够发现问题、敢于直面问题、善于解决问题，是衡量任何一种理论有没有价值的客观尺度。西方思想史上，基本上有两种类型的思想家：一类是提出问题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康德等；一类是总结问题的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则有些例外，他是跨类型的思想家，既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又解决问题。对问题，特别是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关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求解，是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共同的特征。
 
　　作为符号，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按照通常的说法，在文本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在实践的意义上，对于全神贯注关注社会历史问题、切切实实改变了社会历史现状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又有多少理解呢？英国人特里•伊格尔顿在其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特里·伊格尔顿 李杨译 新星出版社  2011年7月版）英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论述，或许应该引起我们重视与反思。他认为，《共产党宣言》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十九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恰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就连反社会主义思想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也认为，社会主义是“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第一个不限于某个特定群体，而受到不分种族、国别、宗教和文明的所有人支持的思想潮流”。这不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特质的直接说明吗？我认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质，抓住其问题意识上的独到之处，将会有执一驭万的效果。发现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真问题、真研究问题、实实在在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思考而思考、为了理论而理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人之处和其永葆活力的根源之所在。
 
　　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和当代中国的际遇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方，特别是在当代西方，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精神。西方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已经过时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在经历了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强的金融危机的当下，这种偏见不仅显得滑稽可笑，而且也和事实格格不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准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又为马克思主义关注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性品格，做出了新的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解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之间的根本不同。具体来说，我们在对发展的战略机遇保持自信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认识到自身面临的根本挑战。事实上，我们遇到的真正问题主要不是在眼前，而是在未来；真正的威胁不是军事冲突，也不是金融、社会、网络、外交等非军事问题，而是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挑战，这才是真正的战略较量。一个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比较优势从何而来？破解这一难题，既是当务之急，又是百年大计，我们除了坚持不断创新和发展顺应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外，别无选择。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才能赢得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比较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且能够在理论上自觉与时俱进的党，这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在中国社会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时刻，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突出。国际范围内的国力竞争，其实无非就是思想能力的竞争。国家的繁荣或衰败，与执政党的理论体系的进步或落后密切相关。作为执政理国的执政党别无选择，只有不断完善已有的理论，孕育新的、符合历史进步要求的新理论，才能赢得思想上的比较优势，才能实现民族振兴的理想。我们不仅要走向未来，而且要决定未来的走向。历史使命要求我们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性，在关注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指导下解决现实问题。